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Gojek平台，作为一款一站式生活服务平台，已将印尼街头无序的“摩的”文化数字化，覆盖五国、市值超百亿美元。
2.然而，Gojek平台的200万注册司机中，超过70%陷入债务危机，收入缩水、工时超限、医保缺失等问题困扰着他们。
3.司机们通过创建幽灵账户搭配虚拟GPS程序，高频接单套取平台奖励，但这种做法无法解决根本问题。
4.面对生存压力，司机们在抗争中寻求改变，要求降低佣金、提高工资，以及对送货服务进行监管定价。
5.在数字时代的背景下，Gojek司机们在抗争与生存中书写着矛盾的辩证法，寻求通往尊严的距离。
“风穿过我的夹克，后座坐着整个未来。导航说‘前方右转’，可路，明明是我开出来的。”印尼雅加达街头的200万名摩的司机如是说。
雅加达的雨季总是来得猝不及防。我站在泗水街头，看着穿着绿色夹克的摩的司机们在雨幕中穿梭，摩托车引擎的轰鸣与雨声交织成城市的脉搏。
这个场景让我想起印尼一站式生活服务平台Gojek创始人 Nadiem Makarim最初的设想——将印尼街头无序的“摩的”文化数字化。2010年，当第一辆贴着Gojek标识的摩托车载着乘客穿过雅加达拥堵的街道时，没人想到这个以“电话叫车”起步的小公司，会在十五年后成长为覆盖五国、市值超百亿美元的超级应用。
如今，Gojek的绿色头盔和夹克已成为东南亚城市的标志性符号。截至2025年，其印尼应用下载量突破5000万次，200万注册司机每天完成数百万单服务。这种 “摩托文化” 的数字化延伸，不仅重塑了印尼人的出行方式，更通过合并Tokopedia形成GoTo集团，将电商、支付、金融等服务编织成一张庞大的数字网络。
在雅加达的CBD，白领们用Gojek叫车通勤；在泗水的夜市，摊贩们通过GoSend配送货物；在巴厘岛的椰林下，度假游客用Go-Massage享受精油按摩；在偏远的乡村，农民用Gopay购买种子和肥料。Gojek已渗透到印尼社会的毛细血管中，成为连接城市与乡村、传统与现代的纽带。
印尼早高峰的车流像一锅煮沸的绿豆汤，绿色夹克在车水马龙的缝隙中划出灵活的弧线。我跨上他们的摩托车后座，就着热带的风穿街走巷。形形的司机构成了我对这个庞大商业机器微小的注解：
“您要去上课吗？”哈迪的声音带着清晨的沙哑。他每天工作13小时，穿梭于日惹的南部到市中心，往返数十趟。疫情前，他每天能挣30万印尼盾（约140元人民币），但现在收入减半，不得不兼职送外卖补贴家用。“平台派单像撒沙子，我们得像骆驼一样，在沙漠里找零星的水滴。”他的声音混着引擎震动，风从他磨损的袖口灌进去，绿色夹克在背上鼓成半瘪的帆。
在雅加达随处可见的便利店Indomaret旁，头戴绿色头盔的赫尔曼已在线守候。“中国人？”得知我来自中国后，他笑着指向自己摩托上的熊猫挂饰，“我知道你们主席的名字，我知道四川这座城市，中国建的雅万高铁快得像闪电。”他对中国在印尼承建的基建项目如数家珍，尤其谈起中企承建的德龙工业园时眼神发亮：“那里之前招工！但我没技术，我只会拧油门。”后视镜里，他竖起拇指说：“Kerja sama!（合作！）”，跨文化共情的注脚在此刻画下，内心涟漪阵阵不平。
阿古斯的绿色工服夹克里塞着卷起的祈祷毯，一日五次的礼拜更是被他拆解成订单间隙的碎片化仪式。“理解，我要养三个孩子。”算法几乎控制了阿古斯的生计——拒绝远距离订单会被限制接单，客户差评可能冻结账户。他补充道：“平台抽成太高，每单20%，再加上换电和修车费用，剩下的钱barely enough（勉强够用）。”
这些司机们的生活轨迹，折射出印尼数字经济发展背后的矛盾。他们是平台的“合作伙伴”，却无法享受最低保障；他们是城市的“流动符号”，却在算法的控制下失去了议价权。当我问阿古斯是否想过转行时，他沉默了片刻：“我只会骑摩托车，但我希望我的孩子能有知识有技术，不再像我这样。”
雅加达南郊的司机聚集地被正午阳光烤得发烫，抗议者举着“我们不是奶牛”的标语，褪色的字迹在尘土中浮沉，他们要求平台降低抽成、提高补贴。
这让我想起2022年那两起震惊印尼的司机自杀事件：23岁的阿米尔在勿加泗被火车碾压，手机仍停留在接单界面；35岁的哈桑在泗马大桥纵身一跃，绿色夹克上的 Gojek字样在海水中若隐若现。这些极端事件背后，是平台抽成、债务和算法控制编织的生存困境。
根据印尼司机协会GARDA的统计，全国约200万在线%陷入债务危机。他们的债务用于购买摩托车、偿还手机贷款、支付医疗费用，而Gojek提供的“Gopay Later”借贷服务，年利率高达36%，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负担。
司机家庭每月的总支出约为4,000,000印尼盾(约合1760元人民币)，但每月总收入仅为3,060,000印尼盾（约合1346元人民币），赤字为 940,000印尼盾（约合413元人民币）。可是算法哪懂饥肠辘辘？司机们必须保持90%以上的接单率和4.8分的评分，否则会被限制派单；Gojek平台算法会监控司机账户，根据表现决定奖惩；如果司机拒绝订单便会被限制接单，却不管拒绝原因是取货点太远、危险区域还是堵车严重。
此外，司机们反映，GPS显示的里程数常短于实际距离，且公司计算车费时仅包含接驾点至目的地的距离，并未将司机前往接驾点的空驶里程计算在内。古尼阿万曾因拒绝深夜前往治安混乱的区域，账号被冻结三天，损失了近百万印尼盾（约合人民币近千元）。
“我们像被算法牵着走的陀螺，” 他揉着疲惫的眉心苦笑，“至少陀螺知道鞭子在哪，我们连对手都看不见。”
收入缩水、工时超限、医保缺失、政策单边、罚款严苛——面对困境，司机们从未停止抗争。自2015年起，在苏门答腊、爪哇、加里曼丹和苏拉威西等地，基于应用程序的摩托车司机发生了近两百次抗议活动，主要诉求包括要求将抽成从20%降至15%，并设立最低工资标准。他们堵塞交通、焚烧轮胎，甚至与警方发生冲突。尽管抗议最终以平台承诺临时补贴收场，但司机们清楚，这种“头痛医头”的改革无法解决根本问题。
部分熟悉数字技术的司机找到了系统缝隙：通过创建幽灵账户搭配虚拟GPS程序，高频接单套取平台奖励。在司机群体的认知里，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作弊，而是对程序缺陷的合理利用。假GPS技术不仅缩短了派单响应时间，更让他们能批量完成订单，在激励机制中抢占先机。2017至2019年间，平台联合警方对20余名涉事司机提起刑事指控，倒逼司机群体发起诉讼反击，试图在数字时代的法律迷宫中寻找支点。
当印尼2030年全面电动化的承诺撞上现实 —— 全国仅2667个充电桩且集中在大城市，司机需自掏腰包承担高价换电成本，而平台抽成始终卡在20%的“生命线”。科技乌托邦的基石，正被车轮碾出裂痕。就在不久前的5月，数千名汽车和摩的司机聚集在雅加达、日惹、泗水等十几个主要城市进行抗议，司机们要求对平台佣金设定10%的上限，取消打折乘车计划，并对送货服务进行监管定价。
站在技术迭代与生存压力的十字路口，当绿色转型的号角撞上生计维艰的南墙，这些车轮上的谋生者又该驶向怎样的未来？
日惹老城区的清晨，阳光透过寺彩绘玻璃，在祷告厅的地砖上投下斑斓光斑。三位刚结束晨祷的Gojek司机正将绿色夹克叠放在松木长椅上，摩托车钥匙串在手腕上叮当作响。
阿卜杜拉从帆布包里掏出用班兰叶包裹的糯米糕，分给同伴时特意挑出一块撒了椰丝的：“昨天接了趟远单，顺路买了莎蒂娅大婶的点心。”他们围坐在喷泉边讨论平台新推出的评分系统，指甲缝里还留着昨夜修车的机油痕迹，却用沾着椰丝的手指在手机屏上划出细则条款——这种宗教仪轨与数字生存的奇妙重叠，正是印尼司机群体的日常注脚。
在爪哇文化里，“gotong royong”（集体互助）的传统深植于他们的生存哲学。当司机的摩托车在暴雨中抛锚，半小时内就有四名同行带着扳手和雨布赶来，有人递上热茶，有人用方言咒骂着平台抽成，却默契地分工拆修化油器。
这种社区网络更形成了一套特别的文化密码：他们会在接单间隙用WhatsApp群组共享“避坑地图”，标注哪些区域治安差、哪些路口常被交警罚款，甚至总结出“祈祷后接单率提升12%”的民间玄学。
现代化进程的毛细血管里，车轮上的生存者正书写着矛盾的辩证法：他们被数据异化为屏幕上的绿色小点，却在寺的祷告声中重拾人的尊严；被迫遵循算法设定的最优路径，却在社区互助中走出文化惯性的曲线。当电动摩托的仪表盘取代传统机械转速表，那些分享班兰叶餐食的温度、后视镜里掠过的雕饰，是否会成为数字洪流中最后一道人文堤防？
当夕阳染红雅加达的天际线，我站在独立广场上，看着无数绿色身影在车流中穿梭。这些摩的司机们是印尼数字经济的基石，也是现代化进程中的“隐形人”。他们的故事，是一部关于希望、抗争与生存的史诗。在Gojek的商业版图背后，是200万家庭的悲欢离合，是数字时代劳工权益的永恒追问。
Gojek司机在休息站里，路边煎饼摊前排起长队。刚还完今日贷款的中年男人掀起汗湿的制服，露出腰间的护身符。“等女儿当上小学老师，”他把《古兰经》放回车箱，“我就回梭罗老家开间小Warung（小餐馆）。”当摩托车再次汇入晚高峰的车河，仪表盘上跳动的不是里程数，是一个父亲用脊梁丈量出的、通往尊严的距离。